一场婚礼，新娘子在半路上跟迎亲的其他男人跑了，是什么原因？三个亲如兄弟的发小，却走向不同的人生轨迹，是什么造成的……

“这场起源于贫穷、最终致富奔小康，发生在我身边的故事，时时提醒我，身处这个伟大时代，一定要把这些写下来。每个小人物，都是伟大时代的奋进者和创造者，今天，仍然需要他们投身、奉献这个伟大的时代。”长篇小说《三山凹》作品研讨会日前在京举行，作家李天岑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

记者：《三山凹》讲了一个怎样的故事，为什么要创作这部小说？

李天岑：南阳西峡县一个企业家朋友和我聊天，说村里有三个虎年出生的兄弟比着干，比谁生意做得好、日子过得好。三个发小，是我思考创作的萌芽。但故事，却来源于我的身边经历。

我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出生在穷乡僻壤，小时候住的是野草和泥混搭的房子，常年吃红薯，最差的一年平均一人只分到十八斤小麦，穿衣服补丁不断，很多细节都写在小说里，我亲身体验到父老乡亲不仅解决温饱问题，还过上富裕的生活。如今村子里，公路修到家门口，公交站就在村边，铁路离村子就两里路。村民们开小汽车、骑摩托车，办各种企业，大学生越来越多，文化素质都越来越高。

这一切让我不得不拿起笔来讴歌这个时代，表现改革开放和脱贫攻坚给农村带来的巨变，表现农村中涌现出来的新人新事。

《三山凹》以三个发小为原型，从改革开放前夕一直写到2019年，讲述他们的成长、困惑、拼搏，这既是个关于友情、乡情乃至大情义的故事，反映农民兄弟身上憨厚朴实的特质和励志奋进的不屈；又是个农村改革史的故事，是几个共产党员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分镜头。这些故事，都是时代的产物。我很幸运，创作时就像穿越了近半个世纪的时光隧道，这些人物总是跳出来，逼得我不得不写。

记者：虽是写三个发小，但作品构建的空间和时间维度都足够大，这种难度怎么克服？

李天岑：三个发小，是农民、企业家、官员，截然不同的人生轨道，但围绕他们身上的主线一直是改革开放和脱贫攻坚。虽是从三山凹村写起，但故事同时串联起黄龙镇、丰和县、南都市到深圳的故事，从乡村到县城到改革前沿，实质上反映了城乡互动、全国改革一盘棋逐步深化的历程。

改革开放的目标，是让中华民族脱贫，使国家由穷到富、由富到强。这本身就是一场摆脱贫困的斗争，给脱贫攻坚打下坚实的基础。脱贫攻坚着眼于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让人民过上好日子。这反映了我们党一脉相承的为民初心和久久为功的实干精神。这条主线牢牢树在这里，就牵引着故事的走向。

比如柳大林，作为一个从农民中走出来的有知识、有理想、有情怀的官员，面临很多世情的困惑，但他做出坚守和选择，始终保持为民服务的初心和公心。再比如有情有义朴实上进的张宝山，以及很多出场不多的小人物，他们的戏都紧紧聚焦主线，正是因为这代人的奋进，才有了改革开放和脱贫攻坚带来的巨变。

记者：您经历过农民、工人、官员多种身份，为什么您的很多作品都始终聚焦农村？

李天岑：这些年我写了很多作品大多聚焦在农村，不光是因为我出生、熟悉农村，更因为农村值得深刻研究。农村始终是改革开放的前沿，从小岗村改革到现在，中国农村的面貌焕然一新。在脱贫攻坚取得重大历史性成就后，下一步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任何道路都需要艰辛探索，农村还要做好产业、组织、人才的振兴。农村还将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和重要地段。

这部作品是中国作协2020年度脱贫攻坚奔小康重要题材的重点扶持作品，还获得了十二届小说选刊的年度大奖，也体现了文艺界对这样题材的认可和重视。这些年，我发现身边的作家朋友越来越写实，越来越把笔端触及广大农村以及脱贫攻坚。比如《暖夏》《乡村第一书记》《大地》等一批写农村、脱贫攻坚的作品。如果说过去有赵树理的山药蛋派、孙犁的荷花淀派，在这个时代，也会有这样一种趋向，出现一批反映农村巨变、脱贫攻坚的，也许该称之为“新的乡土文学派”，这对农村、对时代来说都是大好事。

记者：时间跨度大，又是农村题材，您希望年轻人怎么读这部小说？

李天岑：年轻人读纸质书少了，不在于他们不喜欢读小说，而在于缺乏像当年《青春万岁》《暴风骤雨》等一批优秀作品，现在的作家担负的使命更重。

我的写作是开放式的写作，我边写边跟很多人交流，和50后、60后、70后、80后、90后乃至00后，我都问他们的意见。张宝山的形象前几章写得有人觉得单薄，后来塑造张宝山的时候，我就加大了他的分量，由一个普通农民变成积极入党带领大家一起致富，形象更为丰满。比如，最终成书的封面设计方案有两个，我一共发给不同年龄阶段31个人，结果两种方案一半对一半，我就把一个做了封面，一个做了封底。

小说结尾我写了一首山歌，“玫瑰花儿开满山”“小康日子比蜜甜”，这是历经风雨之后才能收获的别样人生。今天，为了人民更美好的生活，还要把全面深化改革进行到底。美好的未来要靠年轻人，我希望更多年轻人能够读到这本书，汲取前人的智慧、勇气和担当，心怀梦想、脚踏实地，在时代的舞台上大放光彩。

新华社 记者:王敏 编辑：冯筱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