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新一届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后却开始了逆全球化的过程，对进口商品加重税，试图在美国国内重建制造业产业体系。回望历史，从元朝横跨欧亚的泉州商船，到明末白银危机引爆的王朝崩塌，每一次全球化浪潮都裹挟着繁荣与阵痛。在经济波动下，“逆全球化”声浪四起，供应链重组、技术脱钩暗流涌动——这似曾相识的剧情，早在七百年间反复上演。历史从未退场，中国如何在全球化中破解“开放与秩序”的千年命题？答案或许藏在那条从长城烽火台通向数字丝绸之路的轨迹里。

德国哥廷根大学经济学教授于晓华长期关注这一经济史问题。近日，于教授出版新书《危机、改革与崩溃：元明清七百年的金融秩序》，用现代经济学理论解读中国古代的金融和经济制度，探寻近日存量时代的发展趋势与动力。

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本书，从更加宏观的全球视角解读元明清三朝的兴衰，看世界贸易的平衡和国家发展的规律，从五波全球化出发重新思考我们熟知的历史。

农业中国的对外贸易与交流

尽管丝绸之路最早可以上溯到西汉时期，张骞通过丝绸之路通西域；到了唐朝有玄奘印度取经等对外交流。但总体而言，古代中国仍是一个保守和注重秩序的国家。东部有海洋、西南有大山、西北有沙漠，这些是天然的屏障。为了防止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入侵，中国在北方修建了万里长城。此后，中国就享受一种关起门来的安定保守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深深地影响了中华文化。

中国在秦始皇建立起一个庞大的中央集权体制后，更是强化了保守和内敛，到了汉朝，汉武帝采取了董仲舒建议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思想领域也强调儒家提倡的“秩序”和“稳定”。为了稳定和秩序，历代王朝在经济上也采取了一系列配套政策，提倡安土重迁、重农抑商以及严格的海禁政策。

衣食是人类生存的必需品。尤其粮食更是国家的根本，也是古代贸易的主要商品：吃饭用的陶瓷、穿衣用丝绸，有助于消化的茶叶。

在古代，保障农业生产就成了头等大事。农业社会是稳定的，因为人口会被捆绑 于土地，国家治理起来比较容易，而商业社会的人口流动性很大，文化上、经济上、政治上和社会上都给治理带来了挑战。所以历朝历代基本都采取了抑制商业和人口流动的政策。国家把社会阶层划分为“士农工商”四个阶层，商人尽管有很高的收入，但是在政治上处在社会的最底层。但是，由于国家和皇室需要大量的税收来源国家和皇室的活动，贸易税收是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所以国家又不得不在保障安全的条件下支持贸易。

以保护国家的名义，秦朝起就开始大规模修建长城。长城的修建固然减少了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但是没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长城的修建在保护了自己的同时，也限制了自己的扩张，限制了中原地区对外的贸易，抑制了国际贸易。很多时候，北方游牧民族为了生存，需要贸易来获得他们生存必需的物品。他们希望用自己的马匹、动物毛皮和肉来和农耕文化区的农民换取必要的粮食、盐、 铁和茶叶等生活必需品。尽管有长城隔离，草原的自然灾害通常还是会驱使游牧民族入侵中原。

在唐朝，西北的游牧民族，比如吐蕃等，他们每年秋天都会骚扰中原农耕地区。唐朝被迫调动大量军队驻扎在边境，防止游牧民族的入侵和掠夺，史称“秋防”。游牧民族之所以在秋天发动进攻，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战马在秋天膘肥体壮，可以长距离奔袭；第二，到了秋天，中原的农作物到了成熟收获的季节， 正好可以掠夺食物，以帮助他们度过漫长的严冬。

如何与北方草原民族相处也涉及国家的稳定。元朝是蒙古族建立的王朝，内部一直存在草原贵族的分权思想和传统中原儒家的集权思想两派之间的斗争，这间接导致了元朝在不长时间内就灭亡。明朝主要通过军事镇压和修建长城等隔离政策对付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也不是很成功，尽管明太祖朱元璋派大军八次北征、明成祖朱棣五次亲征漠北，还是发生了明英宗朱祁镇土木堡之变的全军覆没和皇帝被擒的屈辱，最后明朝还是被东北崛起的清军打败并被取代。清朝汲取了元明的经验和教训，采取了对蒙古族和汉族两种不同的治理策略：对蒙古族采取了联姻、封王和赏赐等手段，建立友好的关系；而对汉族聚居的中原地区采取了传统的中央集权制度。总体而言，清朝的北方是稳定的。

元代以来中国的五波全球化

元代的第一波全球化

13世纪，随着交通技术的进步，以及蒙古族在中亚和西亚的扩张，长城也不能阻止蒙古族的进攻。蒙古族在他们的军事征伐中和官商（史称“斡脱”）组织建立了联盟：蒙古族将士负责军事征伐，商人负责提供金融、信息和后勤服务，蒙古军人沿着斡脱的活动路线一路征伐，最后建立了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帝国；斡脱也在蒙古帝国的支持下，足迹遍布欧亚大陆，形成了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水陆贸易网络。中国南方的泉州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基地，泉州城内居住了各种文化背景的人，总人口超过了20万，除了汉族和蒙古族，还包括不同宗教信仰（伊斯兰教、基督教）、不同民族，以及不同国家的人，他们通过海路远航可以到达阿拉伯海和波斯湾地区；然后通过陆路和欧洲各国联通。元朝是一个重商的政权，政府在泉州投资建造对外贸易的船只，承包给商人去对外贸易，政府和税收对收入按照7：3比例分成。蒙古帝国三次西征，把欧亚经济联系了起来，促进了文化交流。第二次西征，最远打到了欧洲波兰和匈牙利；第三次西征最远打到了了西亚的叙利亚，到了地中海边。元朝政府这可以看作近代第一波全球化

意大利人马可·波罗通过陆上丝绸之路长途跋涉来到中国，在中国旅居多年后又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回到了意大利，并写下了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把中国描述成富裕的天堂，这激励了欧洲人试图通过航海前往中国贸易，为大航海时代的第二次全球化谱写了一首序曲。

“隆庆开关”——第二波全球化

元朝之后的中国就被绑上了全球化的列车，追求保守和稳定的传统社会秩序慢慢瓦解。传统的中原文化精英对此充满了恐惧和应激性的抵抗，在不断对抗全球化的历程中，上演了一幕幕的悲喜剧。在元朝末年的1357~1366年，泉州发生了亦思巴奚战乱，这场穆斯林商人为主体的战乱起义被元朝成功镇压，但是泉州作为对外贸易的基地也受到了破坏。

尽管明太祖朱元璋在建国后汲取了宋朝灭亡的教训，采取了非常保守的政策，新修长城；还采取了非常严格的海禁政策，“片板不许出海”。但是在朱元璋死后，这些政策在资本主义渐渐兴起、全球化渐渐强化的历史大势面前，被不断弱化。他的儿子明成祖朱棣派出三宝太监郑和带领庞大的舰队六下西洋（郑和一共七次下西洋，第七次下西洋发生在朱棣死后七年的1431年）， 与南亚和西亚国家展开了贸易和文化交流。

1492年，当意大利人哥伦布的帆船跨过大西洋到达北美洲，在巨额贸易利润的激励下，全球大航海时代拉开了帷幕。葡萄牙人欧华利（Jorge Álvares，？—1521年7月8日）在1513年左右也到了澳门和广州，开始和中国进行贸易。从此，中国开始了又一轮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的全球化进程。

在高额利润的刺激下，海禁是禁不住贸易的。民间贸易早就如火如荼。到了1567年，明穆宗迫于现实，宣布解除海禁，调整海外贸易政策，允许民间私人远贩东西二洋，在福建的一个小港口——月港，开放对外贸易，史称“隆庆开关”。这可以算是近代的第二波全球化。

西班牙人从南美跨国太平洋到菲律宾建立殖民地，和中国商人贸易；葡萄牙人航海跨国印度洋，通过马六甲海峡到澳门，和中国日本进行贸易。晚明的对外开放带来了晚明的繁荣，在100年左右的时间，全球有超过3亿两白银流入了中国，大大改善了中国的金融体系，并催生了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改革。但是，中国单方面大量出口陶瓷、丝绸和茶叶等物品，进口大量白银是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的。17世纪初，当日本进入幕府时期开始采取闭关锁国政策，西班牙国王也决定开始在南美查禁走私，中国对外贸易突然中断，在东南沿海引起了一场巨大的经济和金融危机。贸易中断导致了白银相对于铜钱升值，老百姓平时交易用铜钱，但是交税用白银。白银价值相对上升使得百姓负担加重，同时国家税收收入下降，这导致了明朝的灭亡。随着明朝的灭亡以及同期欧洲三十年战争的结束，第二波全球化也随之结束。

鸦片战争——第三波全球化

大门一旦打开，就很难再关上，黄河之水不会倒流，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也不会轻易停止。全球化趋势尽管有高潮和低谷，十八世纪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成功，英国向全世界开始殖民，成为了一个日不落帝国，这可以看作是第三波全球化。满清入关后，又开始采取了闭关锁国的“迁界”政策，沿海50里不许诸人。随着清朝统一台湾后，又开始逐步开放对外贸易。大清王朝尽管想维持其封闭保守的体制，但是鸦片战争的战败还是逼迫中国加入了这一波全球化。

18世纪，中国以广州为基地继续向欧洲以及北美出口大量的陶瓷丝绸和茶叶。“波士顿倾茶事件”是美国独立运动的导火索，其政治遗产“茶党”影响到了现在美国的政治，这些茶叶就是来自中国武夷山。中国大量出口茶叶导致了贸易不平衡，英国人为了平衡贸易开始向中国出口鸦片。鸦片进口使得中国大量白银外流，在中国引起了一场钱荒。和明朝末年的金融危机类似，当白银大量外流，白银价值相对上升，对铜钱的比例从1790年的1：900，到了1840年的1：2400以上。这样的比例变化，使得清政府财政下降，这使得清政府不得不采取禁烟政策，进而扩大为一场改变中国近代史的“鸦片战争”。

“冷战”——第四波全球化

在十九世纪后半，随着德国、俄罗斯以及日本德国实现了工业化，他们加入了全球化竞争，争夺殖民地以及国际市场。随着工业化的推进，产业工人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推动下，开始了全球性的社会主义运动，为了工人阶级自身的利益而斗争。在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苏联成立，美国成为了世界第一的经济体，这标志着第四波全球化的开始。在这一波全球化中，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铁幕落下，世界分为了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世界，双方在各自的阵营内部，实现经济互助，在不同的意识形态主导下实现“全球化”。

苏联解体——第五波全球化

1991年苏联解体标着第四波全球化的结束，以及第五波全球化的开始。在这一波全球化中，中国实现改革开放，并于2001年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中国享受改革开放的制度红利，贸易额不断增加，经济快速增长，于2020年底实现了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实现了小康社会。

从元朝之后，世界在改变中国，中国也在改变世界。全球化给中国带来了机会和繁荣，也带来危机和混乱，保守的古代中国的政治文化精英难以适应，他们适应了儒家的阶层秩序，不懂如何与外国平等地打交道。他们一边享受对外贸易带来的经济繁荣，另一边又担心这种贸易会让中国传统的封闭和稳定的阶层社会解体，从而失去对社会的控制。

全球化是理解元朝以及此后的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变量。《危机、改革与崩溃》一书也把这个变量导入对中国的经济危机历史的分析，看看中国在全球化的历史浪潮中的挣扎与反复。

全球化没有退路，只有出路

从郑和宝船到“一带一路”，从朝贡贸易到WTO，中国参与五波全球化的历史，恰是一部“危机倒逼改革”的启示录。大门开放，不仅仅是贸易商品，更是带来了金融、财政以及制度的变化。

《危机、改革与崩溃》一书的作者于晓华深耕农业经济学多年，此次聚焦元明清三朝700年的历史，分析古代农业社会的经济发展、制度建设、全球贸易、货币发行、官商经营等。元兴灭金、灭宋的根本原因在于蒙古人灵活的财政与金融制度，斡脱商人为元朝的崛起撬动了亚欧大陆上人才与资源的流通。而大量涌入明朝的白银，促成了一条鞭法改革的成功，但贸易的不平衡一定会被时间打破，西班牙帝国的衰落和明朝的灭亡于是接踵而至。清朝在盛世之后马上面临内卷的巨大压力，太平天国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而北洋水师则败于现代金融制度的巨大资源调动能力。民国的废两改元、金圆券改革的结果是埋葬了自己。

《危机、改革与崩溃》历数三朝的高光与低谷，重新解读我们熟知的历史事件，发掘兴衰变革背后的深层原因，更以此审视当下的繁荣与内卷、危机和变迁，揭示历史的金融逻辑和内在因果，并总结经验与教训，给出时代和社会发展的未来可能。

如今，当芯片战争与碳中和重构全球规则，中国面对的已非长城外的游牧铁骑，而是核心技术“卡脖子”与产业链话语权之争。历史昭示：封闭的秩序终将崩解，唯有主动拥抱变革，才能于浪潮中锚定方向

全球化不会怜悯守成者，但会奖励破局者——正如泉州港的万国商船曾见证：开放，从来不是陷阱，而是文明存续的密码。

文章转自：中信出版